IM电竞资讯

　　在青年时期，人有虚荣心和野心是很正常的。成熟的标志是自我认识，认清了自己的天赋方向，于是外在的虚荣心和野心被内在的目标取代。

　　“历史何以当代：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华夏传播研究”圆桌研讨：华夏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2024年5月25日下午15：50，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江苏传媒发展研究院、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文化新闻部、华夏传播研究会和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共同主办，《传媒观察》提供学术支持的“历史何以当代：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华夏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圆桌研讨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456会议室举行。

　　本次圆桌研讨以“华夏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潘祥辉教授主持，

　　数十位专家学者、业界同人、青年学生围绕华夏传播研究的发展空间、问题意识、文化旨归、学科视角、范式差异和实践接合等议题提出关切，并结合具体的文化实践案例，以学理的交流和思维的碰撞，继续“历史何以当代”等话题的研讨。

　　首先介绍了本次圆桌研讨的缘起与初衷，表示在《传媒观察》与南京大学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华夏传播研究会共建“华夏传播研究”学术专栏一周年之际，为深入探讨华夏传播学科的发展和潜力、华夏文化传承何以可能，推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双向奔赴”，会议组织了这样的一场圆桌交流。

　　《传媒观察》主编、江苏省新闻传播学学会副会长赵允芳围绕《学术期刊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愿景》进行分享。

　　她提出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由于“旧理论遭遇新传播”、基本概念不足等原因发展受限。从学术期刊的角度，《传媒观察》希望以华夏传播专栏来激发学术的“主体性”“原创性”，助力推动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华夏传播具备着很大的学术发展空间，《传媒观察》为专栏配备了文史功底非常扎实的编辑力量，也建立了全媒体传播矩阵，助力研究成果的多渠道传播。她表示，做历史研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某些具有现代性、未来性的优秀因子。期待更多的作者进行务实的学术深耕。

　　《传媒观察》编辑江潞潞从自身作为专栏编辑的经验出发，作《编辑视角的“华夏传播研究”专栏建设现状》分享。

　　她表达了自己在编辑过程中的心得和困惑。自专栏开设以来，来稿众多，涉及新闻史、媒介史、记忆研究、符号学、国际传播等多个领域，这显示出华夏传播领域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富矿，具有独特的内容、语言和思想优势。不过，部分来稿也存在研究内容缺乏新意，选题宏大但缺乏明确问题意识，学科主体视角缺失，学术边界泛化以及文献、理论误用等问题。综合来看，做华夏传播研究要求作者具备溯古知今、融通中外的学术功底。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谢清果教授围绕华夏传播研究的青年学者培养、华夏传播研究如何再深入提出关切。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董向慧围绕《华夏传播与文化自觉》这一主题展开分享，

　　他提出华夏传播研究为中国学者带来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呼吁学者从事“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研究。IM电竞官网

　　中盐金坛公司副总经理、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钟海连从企业工作者的视角，作《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路径：以中盐金坛“贤文化”为例》分享。

　　他将盐文化与贤文化的有机结合，认为一方面，“贤”与“咸”同音；另一方面，“贤”与“咸”意同。中盐金坛公司在推进“贤文化”传播的实践方面做出了许多扎扎实实的探索努力，他也呼吁大家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视角出发建立优秀文化当代传播体系。

　　浙江传媒学院徐爱华教授作《以“大系”品牌传播促进人文经济融合的创新实践》分享，

　　徐爱华教授在“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顶层设计、品牌建设、育人实施路径、数智空间开发等多方面工作，推动了浙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围绕“浙江有礼”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实践，她分享了值得研究和推广的优秀实践经验。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晓愚教授作《“器”与“具”：华夏插图古籍的研究方法思考》的圆桌发言。

　　她从自己目前从事的冷门绝学研究项目出发，从古籍研究与国际传播、古籍研究的价值复兴以及古籍研究与讲好中国故事三方面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感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姚锦云作《寻找谜题与解谜：走向华夏传播学术共同体》分享。

　　他认为，当下很多流行的学术概念可能存在漏洞，我们可以从历史传统的视角正本清源，对当下的学术概念进行修补和完善。

　　她从自己的历史学学习背景和研究经验出发，认为历史与传播的研究接合可以落点于研究历史中的传播如何对人产生影响、历史与当下存在着哪些连接性等。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承志等对华夏传播研究中的不同范式的差异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会议最后，《传媒观察》主编、江苏省新闻传播学会副会长赵允芳宣读本次学术论坛的论文获奖名单。博士研究生王伯源和薛可教授的《平台偶发性的文化演绎：基于非遗短视频生产者的实证研究》、姚锦云副教授的《巫术何以理性化：卜的“媒介学考古”》、刘佳静老师和硕士研究生刘昊东的《表里之间：中华传统屏风的传播史研究》、博士研究生冷南羲和孔子南的《以“路”论“道”：中国大运河概念的历史演变与现代价值重塑》获本次论坛的“优秀论文奖”。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华夏传播研究”分论坛一：古代中国的特色媒介与传播考古

　　2024年5月25日下午14：00-15：30，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江苏传媒发展研究院、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文化新闻部、华夏传播研究会和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共同主办，《传媒观察》提供学术支持的“历史何以当代：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华夏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分论坛一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309教室举行。

　　本场分论坛的论文评议主题为“古代中国的特色媒介与传播考古”，共有7篇相关题材的论文入选。

　　论坛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蕾教授主持，点评嘉宾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谢清果教授和浙江传媒学院徐爱华教授。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姚锦云作题为《“巫术何以理性化：卜筮的‘媒介学考古’”》的论文分享。

　　他提出，巫术似乎是理性的对立面，但中国的三大巫术（以舞降神、占卜、占筮）逐渐发展出了理性因素，中国巫术的理性化可能是世界独有现象。然而，同样是巫术，为什么以舞降神很早就衰落，占卜与占筮则长期并行，只有占筮体系将理性化之路走到最后？姚锦云副教授从媒介学视角进行“考古”寻找答案，并通过中国经验与理论展开对话，弥补“媒介考古”的不足。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阳和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兵娟作题为《勒石于庙：清代孔庙平定告成碑的大一统传播实践》的论文分享。

　　他们认为，孔庙平定告成碑是清代“大一统”武功成就的媒介化固定、空间化延伸，具有铭刻“大一统”战勋、宣传当朝皇帝功绩、表征统治合法性的新闻传播媒介属性。清代孔庙平定告成碑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昭示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历史进程的波澜壮阔，成为诠释中华民族“大一统”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潘梓介和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孔正毅作题为《“除目”源流与古代政治传播》的论文分享。

　　他们发现，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新闻传播媒介物演变过程中，“同物异名”的情况并不罕见，“除书”和“除目”即是这种关系。以往学界所认为的“除书”或者“除目”，通常起源于唐朝，然而经过对史料的系统整理，发现“除书”的历史应该更早，应起源于汉朝，并且作为古代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在政权合法性构建、维持官僚制度的稳定运行、士大夫群体的聚合等多层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刘佳静和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昊东作题为《表里之间：中华传统屏风的传播史研究》的论文分享。

　　他们发现，在当代社会，电脑之“屏”、手机之“屏”作为一种物质实体，把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区隔开来。媒介之“屏”犹如古代屏风之妙用，在生活场景和政治场合中划分空间、御屏隔座，表里之间传递信息、彰显身份。中唐前的屏风履行着其政治传播的功能，在作为“正统”符号的同时还划分着政治仪式中的“位”；中唐后文人屏的兴盛则突出着屏风的文化传播功能，不仅是儒士精神的承载体，也是文人情感交流的媒介，同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史信息。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黄家庭作题为《神话、道德与品味：琴瑟传播的华夏文明编码及变迁》的论文分享。

　　黄老师认为，琴瑟文化作为独具华夏文明特色的音乐媒介，具备社会文化连续性及象征意义的重要功用。琴瑟产生的物质情境与社会语境决定了琴瑟的基本形制及文本肌理，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音乐表征。在儒家文化中，乐与德紧密相连，琴瑟作为乐的主要载体，成为文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琴瑟文化的流变与多元内涵，恰恰说明琴瑟在中国整体性社会生活及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中介作用，是华夏文明传播中一个极具独特性和复杂性的研究个案。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婕作题为《代天言道：先秦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的天人关系初探》的论文分享。

　　她发现，中国传播思想史中交流的特征体现为“代天言道”。言说嵌入天人关系是中国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涉及天道、传播与秩序三个主体。在天人关系的聚焦之下，圣人沟通天地人神，是天道言说的中介；民心被纳入交流环路之中，以天谴等方式构成天听自我民听的传播路线。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姚君作题为《以凤为媒：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精神交往的理想范式》的论文分享。

　　她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通过凤鸟这一文化符号来建构和表征他们的精神交往和道德伦理。凤鸟源于远古的图腾信仰和神话观念，其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从天人关系中天数规则的执行者和守护者，到作为天帝的信使，携带“天德”约束君主的行为、教化宗周贵族礼制生活的标准化媒介，凤鸟具有天然的媒介属性。

　　谢清果教授对这七篇文章总体上都持认可态度，他认为这五篇文章虽然各自讨论的具体问题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这一话题展开的。谢老师认为媒介是建构关系存在的中介，不必一定是实物，也可以是观念等。徐爱华教授则总结提出，华夏传播研究应该“做平台、做生态、做情境”，致力于形成“中国历代礼器大系”。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华夏传播研究”分论坛二：华夏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传承

　　2024年5月25日下午14：00-15：30，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江苏传媒发展研究院、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文化新闻部、华夏传播研究会和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共同主办，《传媒观察》提供学术支持的“历史何以当代：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华夏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分论坛二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311教室举行。

　　会议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朱丽丽教授担任主持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兵娟教授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封钰教授担任评议人。

　　其间，共有8位学者围绕“华夏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传承”主题展示科研成果。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董向慧分享论文《舆情概念内涵辨析及其历史衍变》。

　　文章认为舆情概念内涵分为三个维度，即民心（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可）、民情（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和情绪）、民意（民众对管理者的意见表达）。舆情概念出现于唐末五代，在宋代发展为成熟的概念。虽然宋代的舆情概念具备了民心、民情和民意的内涵。但彼时的舆情更多为政治传播的概念，尚未成为社情民意的代表。至明代，舆情由政治传播的概念演变为社会治理的概念，呈现出明显的基层性、下沉性、操作性和实用性。而到清代，舆情概念的民意内涵则成为主流。因而，舆情作为社情民意的代名词，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润和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杨雨丝分享论文《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华夏传播与文化记忆理论本土化》。

　　文章认为华夏传播研究与文化记忆理论均面向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又考察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有效性，两者有交叉互融的可能性。通过梳理华夏传播研究与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的基本面向，考察两者在社会权力与制度变迁、考古媒介及其物质性、发掘文化观念以及交往原则等三个方面的研究共性。基于这些共性，中西理论视角可相互借鉴，华夏传播研究可通过追溯文化记忆物质载体、发掘中华本土群体仪式与节日庆典、考察地方记忆的情感与传承，以及华夏文化记忆中的政治认同与民族国家观念等四条路径，重构本土文化记忆的路径，从而发展和重构华夏传播研究，开拓既有西方文化记忆研究的想象力。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承志分享论文《儒家跨文化传播元伦理探赜》。

　　文章认为儒家跨文化传播元伦理是回应跨文化传播伦理世界问题的中国答案，不仅是对儒家伦理思想资源的发掘阐释，更是百年未有大变局下跨文化传播伦理面临的严峻现实和改革需求的产物。它区分“义礼之辨”，强调“义质礼行”，是为“行为伦理”奠基的“原则伦理”。儒家跨文化传播元伦理可用“仁→利→义→礼→智→乐”这一儒家序列式范畴概括和说明。其中，“仁”既是导致传播利益冲突的根源，也是解决传播利益冲突的保证；“义”乃“礼”之损益的根据，包括正当性和适宜性原则；“乐”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是儒家跨文化传播元伦理的终极目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冯文丽分享论文《作为文化的 红楼梦 传播：话语空间释义与家国社会整合》。

　　她提到，文化意义上的传播为信息的共享并建构社会的重要因素。文化是共享的意义，文学作为人的社会交往方式，经传播而编织了意义之网，整合了社会。这其中传播媒介起了居间、生成的作用。《红楼梦》在二百多年的传播史中，不同的传播媒介聚合了不同的群体。手抄传播的主体是作者的亲友，印刷媒介集合了广泛的异质群体，“红学”产生，并成为传统经学之外谈论的“时尚”。晚清时报刊成为红学交流的公共领域，《红楼梦》被赋予“启蒙”“排满”等意义，从被统治者排斥的对象转变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并楔入时代的变革，逐渐发展成“五四新文化”的一部分。电子媒介时代不同传播技术代表的红学话语冲突不断，其商业价值前所未有地彰显。在《红楼梦》整个传播历史中，传播技术使该著逐渐“解蔽”，从一部边缘化的作品，经主流知识分子的话语建构，意义交流，整合社会从而影响时代，化入了中国文化。IM电竞官网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清音分享论文《以黄帝的名义再出发：抗战时期民族国家观念的重塑》。

　　该研究发现黄帝内核的流变在行至全民族抗战爆发之际，受社会情势的影响产生了新的解构。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于陕西桥山黄帝陵共同祭祀了华夏先祖黄帝，围绕这一仪式展演展开的相关报道评述，使“黄帝”在媒介叙事与宣传导向中逐渐褪去了封建皇统与大汉族主义的束缚，拥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精神底色。以共祭黄陵为索引，通过梳理“黄帝”在共祭展演中被营造、被传播和被认同的实践历程，管窥黄帝认同的重塑背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由“自在”逐步走向“自觉”的历史转折。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子铎分享论文《当文化成为“数码物”：数字技术何以“活化”非遗实践》。

　　该研究认为非遗的活态化传播和传承与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数字化网络的发展，不可见的数据关系以“数码物”的再现表征形态显现，勾连多元主体，使得数字化的非遗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该研究立足于数码物的理论视角，尝试在“生成—运行逻辑”层面解释数字非遗活态化的媒介运行图景。研究发现，在地非遗在平台实践中走向了数据化，并在“自动化”的连续运转中生成了可见的数码物。作为数据关系物，它再造了非遗社交网络，建构了向外打开的非遗公共空间；在观看模式中，培养了平台算法观众，继而鼓励非遗的创意性文化展演；作为连接性的资源，数码物搭建了连续运转的商品化关系，推动了非遗数字产业的流动力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伯源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薛可分享论文《平台偶发性的文化演绎：基于非遗短视频生产者的实证研究》。

　　她认为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兴起，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文化内容生产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该研究基于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提出了非遗短视频生产者构建平台偶发性认知框架的两种典型路径：平台逻辑内化路径与创作劳动异化路径。在此框架下，非遗短视频生产者或采用分流驯化策略，进行跨平台交融下的逆向工程实践；或以平台为中介，构建社群互动中的弹性关系，以此强化其主体性并定义与平台的交互边界。基于上述发现，研究建议短视频平台从传承人媒介素养提升、内容流量池调整以及视频筛选机制完善三个方面入手，结合短视频自身内容特色，融合多重技术，提升创作者生产效能，实现在算法结构化平台中有效地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冷南羲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孔子南分享论文《以“路”论“道”：中国大运河概念的历史演变与现代价值重塑》。

　　他在研究中提到，从最初的邗沟到如今的中国大运河，我国运河多变的称谓源自历史进程中的复杂动因，且直接影响着当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中国大运河”概念的形成以自身功能与社会需求变化为根本原因，遗产保护与申遗进程为导火索，是阶段性“扩展”的最新结果，并形成新的链接；同时存在因割裂性、无序性、偏向性等隐患导致的“遮蔽”现象，产生意料之外的阻隔。中国大运河的“在地生产”既要兼顾历时性演进与共时性动态，系统分析作为“路”的运输功能与作为“道”的文化价值；也要把握相对稳定的基准点，通过聚焦主体行动场域，明晰要素构成与交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共生体系，探询中国大运河与不同主体的互构方式与协同发展路径。

　　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兵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封钰对学者们的汇报进行了针对性的点评，并结合自身的经验给予宝贵建议。

　　张兵娟老师提到，对概念的界定要具备着足够的依据，在概念界定准确的基础上展开后续的研究，对一些经典理论的使用不要盲目照搬，要考虑其在当下环境是否具备着完善和细化的空间。封钰老师总结认为，一些文章存在表面性材料过多，研究深度过浅，研究特色不突出的问题，要扎实收集分析研究材料后，凝聚问题意识，同时要拓展研究视野，寻找值得研究解决的学术问题。

　　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作为“全球大外交青年智库开创者及代言人”，立志“为中国青年提供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渠道和平台”，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新青年的智慧和方案被全球看见”，“做好中国的智库外交、青年外交等民间外交工作”。“大外交”最早从2014年建设国际政治外交外事青年人才群，到2016年开始建设全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群，2018年开创付费社群模式，至今已建设成中国国际问题智库里具规模、具影响、垂直细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才社群矩阵（30个）。

　　系大外交智库（GDYT）创建，为促进中国政商产学研五大块之间的交流、互动与链接所组织筹建的以各类讲座、专家对话、国际论坛、大型辩论、创业沙龙、创新创赛、商业路演、读书会议、研讨会议等强社交高质量活动为主的功能付费社群，旨在促进各界各群体之间的链接与互动，如帮助学生了解政商产学研之关系、帮助企业寻找到更合适的人才、帮助主办方宣传推广自己的品牌、帮助有科研成果推广所需要的市场、帮助企业与政府之间对接等。